對臺灣戰後奇蹟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工業政策上，討論政府與資本在特定產業的追趕與升級過程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工業政策中的人力計畫卻少有研究。也因此，本研究關心的問題是，自1960-90年代間，政府官僚如何建立一套教育與訓練制度，供給工業生產過程中需要的技能工人，而這套制度又是如何發生轉型的？

一般而言，對臺灣戰後奇蹟的解釋框架，經常採用發展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理論作為主軸，強調經濟建設官僚計畫的重要性。相對於此，本研究的特點在於引入資本主義多樣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VOC)文獻中的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取徑，來研究台灣的人力計畫。技能形成研究取徑不僅指出研究職業教育與訓練(vocational education & training, VET)制度中，需要考慮哪些行動者，同時也點出成功的VET制度，需要克服信賴承諾(credible commitment)與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課題，才能建立有效率的人力資本投資制度，前者確保雇主不會過度壓榨學徒，後者確保雇主間不會彼此挖腳而節省訓練成本。

依據技能形成取徑指出，研究VET必須要問誰提供技能形成？誰控制技能形成？誰為技能形成出資？以及技職教育與一般教育的關係，本研究計畫依據這四個提問，選定技職教育、建教合作、職業訓練與技能檢定這四個制度作為研究對象。我認為，從這四個制度的變遷過程，可以看到臺灣的技能形成體制曾經試圖從國家模式，朝向由勞方與資方共同參與的統合模式發展，這個轉向在民間企業家抗繳納職業訓練金而失敗後，才由國家統合與重建職業訓練體系。90年代後，受到教改運動的衝擊，造成技職教育升學化，證照制度也受到同樣的影響，使得技能形成更趨近於自由技能形成體制。也就是說，技能形成體制從國家到自由，並非是線性的變遷過程。

本研究將以機關檔案與國家檔案作為主要研究素材，來源包括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國家檔案館、行政院、教育部和國教署，檔案來源包括近史所中經合會人力小組的相關檔案，行政院機關檔案中在工業訓練協會與職業訓練金條例的決策過程，還有教育部與國教署中存有過去省教育廳的建教合作討論與廠商資料等檔案。我認為本研究除了能釐清戰後部分人力政策的決策過程與成敗以外，也能為近年來經常提到的「學用落差」與「缺工」議題，提供反思的機會，思考是人才培育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問題，是國家的職能不足還是民間企業家的責任未盡？以此做為改革技職教育與職業訓練的方向與契機。

台灣戰後的經濟奇蹟，相關研究主要都集中在國家工業政策如何促成產業發展與升級，卻較少提到工業政策的基礎──人力計畫是如何配合產業發展。本研究透過資本主義多樣性的技能形成取徑，來解釋戰後人力政策從1960-1990的變遷，透過研究技職教育、建教合作、職業訓練與技能檢定等制度，理解臺灣是如何培訓技能工人，以及這些制度是如何轉型變遷的。

技能形成(skill formation)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臺灣經濟發展的成功，也必然具備這個基礎條件。
在討論臺灣經濟發展的文獻中，大都假設這個條件是成立的，但很少有人探討它為何成立。這篇論文直接挑戰這個問題，就已經有一定的價值。從論文的摘要看，作者似乎認為在1960～1990年間臺灣的技能形成是成功的，也為臺灣經濟的成功發展奠定了基礎；但1990年以後，是失敗的，反映在明顯的「學用落差」上，他問為什麼？

他想從制度的角度看這個問題。技術形成的制度中有三個重要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技術的投資者（學生或潛在勞工）、技術的養成者（學校、職訓機構或私人技藝傳承機構）、技術的需求者（廠商）。

這三者的關係都不單純是市場關係；政府在制度的形塑上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政府對學生學校、職訓機構技術認證、薪資、雇用等都可以管制或干預。世界上甚少有國家對這些事是完全不干預的，只是干預的程度有別。

作者認為在1990年以前，臺灣政府對技術形成是高度干預的，接近「計畫經濟」的程度，這是「發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的特色，或「國家類型」。在1990年以後，臺灣政府的干預減少了，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或「自由類型」。他要問1990年以後制度因何改變？為什麼由「國家類型」變成「自由類型」？

更重要的是，為何前者成功，而後者卻失敗了。這兩個問題都很重要，如果能回答其中一題，這足以構成一篇好博士論文；如果能同時回答兩個問題，絕對是擲地有聲的博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