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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妮爾絲
2009/7/24    22:54:00
媒體報導國防部違反公務車量派用規定,共27名退役將領帶頭違法,甚至有五位退役將領佔用兩輛公務車,並供家人使用的情形,總計有32輛公務車被霸佔,33名駕駛兵違規出勤。媒體人今天紛紛回想過去前副總統陳誠、前行政院長孫運璿、前陸軍中將宋達等在世時嚴守公私份際的作法,頗有今不如昔之歎。


針對這次退役將領公物私用的情形,文字工作者龔濟和資深媒體人劉屏分別指出,前行政院長孫運璿過世後家人馬上歸還其配車,前副總統陳誠和前陸軍中將宋達在任時,也都嚴格禁止家人們使用公務車。


文字工作者龔濟在聯合報「民意論壇」提及,相較於那些將領,前行政院長孫運璿清廉一世,他在文中指出,孫運璿在一九八四年在行政院長任內,因積勞成疾而病倒,從此在輪椅上度過後半生。


他說,孫運璿像尹仲容、李國鼎一樣,「離職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公家宿舍,靠總統府的資政津貼養家。」


龔濟說,政府配給孫運璿的小座車,即使老舊了,容不下他的輪椅。但他克己成性,不會要求換車,聯合報負責人得知這種情形,買一輛大一點的凱迪拉克借給他用,以表示民間的「崇高報德」。但當孫院長於九十六年二月病逝,家人立即把車子送還。


資深媒體人劉屏在受訪時也回憶,早在40年前,高級將領公物私用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至少也有兩個將領是很清廉的,一個是前副總統陳誠,另一個則是宋楚瑜的父親宋達。


劉屏說,陳誠和宋達他們兩個人在公務車司機的圈子裡,是以不准老婆和小孩乘坐公務車聞名的。因長年住華府採訪,劉屏也提及,這一類公物私用的事情如果在美國發生,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在美國對官員的人格操守要求極高標準,也被會大眾嚴格要求著。舉例說,只因為幫女朋友安插個職位,世界銀行總裁伍夫維茲就被迫掛冠;只因為接受了業界提供座車而未申報,曾經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達休就無法出任衛生部長。


劉屏在機場曾親眼目睹聯邦貿易代表白茜芙一手拿著套裝掛袋,一手拿著機票登機,沒有任何隨扈,因為那是這位內閣閣員的私人旅行。


常有人說台灣有南北差距,但是劉屏也舉了兩個南部的例子。一年前過世的前高雄港務局李連墀,掌管著全球第四大的貨櫃港(當時排名),可是每次到外地出差,他都是選個小旅館落腳。


另外,前高雄中學長王家驥,在交卸校長的次日就搬出校長官舍,擠到女兒的小公寓裡(廿多年後,李登輝總統曾親往拜訪)。這都是超過卅年的往事。他感嘆說,那時就有這樣的清官,今天的四星上將,拿著相當於行政院副院長的待遇,卻退休的這麼不乾不淨。


雖然退休將領繼續享有公務車以及司機服務,有其歷史的淵源可追溯,但如今卻演變為國防部公器私用,這種為報答昔日老長官提拔之恩的而表現的不當行為,不合時宜也不合乎法律規定,難怪引起這麼大爭議。

【台灣醒報記者陳沂琳報導】

謝錦銘
2009/7/27    21:41:00
(轉貼)齊邦媛的書 孫運璿的車

【聯合報╱龔濟/文字工作者(台北市)】2009.07.24 06:03 am

報館的公務車都是國產裕隆。二○○六年春天,忽然有輛黑色大型凱迪拉克插隊進來。
「這車哪兒來的?」我問。「是孫院長家裡還回來的。」同仁答。
「孫院長」指前行政院長孫運璿。這當中有一長串故事。
畢業於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孫運璿,抗日勝利後被派來台灣任台電公司機電處長,負責修復盟軍大轟炸後的電力系統。日本技術人員被遺返了,發電量不足正常的十分之一。孫運璿率領同來的少數技師,帶著台北工職及省立工學院學生,一邊拼湊零件一邊趕工,五個月內就修復了百分之八十的供電系統。
以後廿年,孫運璿由機電處長而總工程師而總經理,他領導建了很多電廠,很多水庫,並執行「鄉村電氣化」,使台灣電氣普及率超越當時的日本和韓國,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不論多偏遠的山野僻地都有光明。並為後來台灣的「經濟起飛」,插上動力翅膀。
在嚴家淦內閣,孫運璿被擢升為交通部長。他推行「村村有道路」政策,奠立了台灣汽車交通的基礎。政府的「十大建設」,其中新的鐵路、公路、機場和港口,都是他的責任區。
一九六九年他轉任經濟部長,成立「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立「新竹科學園區」,使積體電路帶領台灣進入科技產業時代。
「積勞」往往「成疾」,一九八四年在行政院長任內,孫運璿中風病倒,從此在輪椅上度過後半生。他像尹仲容、李國鼎等人一樣,離職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手無股票,住公家宿舍,靠總統府資政的津貼養家。
政府配給他的小座車,老舊了,也容不下他的輪椅。但他克己成性,不會要求換車。報館負責人知道這情形,買一輛大型的凱迪拉克借給他用,以示民間的「崇功報德」。孫院長二○○六年二月病逝,家人立即把車子送還。
別以為只有政府高級官員才這麼「公忠體國」,像這樣的基層人員多得很。齊邦媛教授六百頁的新著《巨流河》,最近由「天下文化」出版,她用史詩之筆寫近代中國的苦難,很多人一邊讀一邊流淚。今天安定的台灣能成為大家安身立命之所,多受前人的心血庇護。
畢業於河南大學專攻畜牧的戈福江,一九四六年到台灣省農林處任職,他先後成立畜產公司、畜產實驗所、養豬科學研究所,育種來杭雞,研發酵母粉,要把生活在台灣的人都養得健健康康的。政府推動九年國教,一九七○到一九八○年國中老師的薪水,全來自屠宰稅。
戈先生得了氣喘病,晚上睡不著,白天照舊奔波,到各地照顧他的「事業」。他終於不支,退休,不久即離世。
羅裕昌,武漢大學電機系畢業,勝利後到台灣鐵路局台中段任職。五○年代,鐵路是台灣運輸主幹,政府決定「鐵路電氣化」。那時台灣連「號誌」這個詞都很少聽過。羅裕昌帶同仁到國外拚命學,回來賣命幹,上山下海,很少回家。回家時把一個盥洗袋放床頭,接到電話就快跑。
一九五九年,工程進入最艱困階段,「八七水災」淹沒了電氣化神經中樞的彰化市,鐵路橋樑斷了,羅裕昌和他的同仁用手攀著高懸的枕木,過河搶修電化設備。下面是滔滔洪水,失手就是失身。
他的妻子帶著小孩,徹夜守在門口,等他平安回來。他的妻子名叫帾帾齊邦媛。
談到對台灣的貢獻,齊邦媛較任何人都不遑多讓。她教過的學生,恐怕要占今天「社會菁英」名單的一大片。她推動教科書「去政治化」,冒政治風險把黃春明的《魚》塞進中學課本。她把台灣文學透過翻譯推向國際,使世人了解台灣,敬重台灣。
往事並不如煙,想來齊邦媛和很多人一樣,懷念那個時代帾帾那個時代,大家不分彼此,不問你是哪來的,都可以愛這片土地,為一個理想莊敬勤懇的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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